第11届中国批评家年会与会嘉宾合影
12月20日-22日，第11届中国批评家年会在福建漳州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组委会、漳州文化艺术协会主办，漳州蚁巢美术馆协办。本届年会的轮值主席为中国美术馆研究员、批评家、策展人徐虹，学术主持为艺术批评家邓平祥，秘书长为批评家、策展人杨卫。
第11届中国批评家年会现场
出席本次年会的批评家共计47人，其中年会学术委员29人，他们分别为贾方舟、杨卫、徐虹、邓平祥、皮道坚、朱青生、王端廷、殷双喜、葛秀支、郭红梅、艾蕾尔、谭维、邱敏、李晓峰、马钦忠、管郁达、杨小彦、王林、王小箭、陈孝信、俞可、陈默、刘淳、滕宇宁、郑荔、张光华、郑娜、游江，特邀嘉宾3人，分别为顾振清、翟晶、凌敏，历史上首次邀请台湾籍学者4人，他们分别为黄海鸣、张礼豪、石瑞仁、黄茜芳；福州本地学者11人，他们分别为陈志光、李豫闽、吴亦虞、徐东树、汤跃滨、蔡森成、蓝达文、杨天生、王燕成、林玉梅、李海梅等。
第11届中国批评家年会现场
12月20日上午，漳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伟泽首先发言，他介绍了漳州的历史文化概况，并预祝本次批评家年会圆满成功。随后批评家代表朱青生、贾方舟谈了对漳州文化与当代艺术的看法。朱青生认为在一个具有地缘政治背景和文化传统并有当代艺术的地方，举办批评家年会非常有意义，并指出当代艺术就是为我们的未来寻找更有创造性的生活。贾方舟说对当代艺术的接纳显示出了漳州市政府的胸怀，同时指出回顾前面几届批评家年会，都对当地的当代艺术产生了推动与激活的作用。
年会轮值主席徐虹解读主题
作为轮值主席，徐虹宣布本届年会主题为“看与读：批评家与读者”，以及3个分议题：1、阅读理论与中国当代艺术批评，2、身份、种族、性别与批评解读，3、批评家与读者。她阐释了本届年会主题的含义，她说：“当代艺术的开放性，使解释文本可以有不同方式和答案，答案也可能完全相反。读者难以像对待传统艺术那样，找到明确的准则去理解和辨识其优劣。艺术家将选择权交给了观众，批评家则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对话关系。”又说“当代艺术隐含着很大的知识容量，没有准备的人群难以平等对话。而当代艺术的解读更需要相当的专业准备，这是当代文化环境为公众带来广泛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带来难以处理的问题，实际上难以做到作品和公众理解完全对等”。这里明确指出了当代艺术的创造与观看、批评的阐释与阅读相互交叉的多重关系。本届年会将会就这些复杂的关系问题充分展开讨论，以使批评家从读者阅读批评文本的视角更加明确写作的意义和批评价值。
马钦忠进行主题发言
马钦忠首先进行了主题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发明“艺术意义”的当代艺术批评》，他在报告中指出了当代艺术所面临的问题：第一，艺术批评纯粹是对艺术作品的意义“发明”，比如杜尚的意义就是如此“发明”的;第二，这种“发明”意义的当代艺术批评，是培养学习者进入艺术圈的工具，至于是否有助于对艺术作品意义的理解，这值得怀疑;第三，批评写作的意义发明是挑选某一个物并找到它的“物性”，但这种物性到处都是，凭什么你找个“物性”的说法就成了艺术?
王林进行主题发言
王林以今年10月在纽约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开幕的展览“世界剧场——1989年以后的艺术与中国”为个案，进行了《孟璐究竟怎样来构建中国当代艺术？——读杨诘苍<这不是一个“中国城展览”—深读“1989后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的主题发言。他对于海外机构与策展人掌握中国当代艺术话语权、参展艺术家贬低国内批评家所作贡献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回顾了自己在艰难的环境中，从1990年开始访问各地艺术家，并与1991年6月发起组织举办《北京西三环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的过程，他指出：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进程是众多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不畏艰险、努力工作的结果，中国的后89艺术并不仅仅是几位美籍移民学者一手打造出来的。
台湾学者黄海鸣介绍台湾当代艺术与批评现状
台湾学者黄海鸣向我们简单介绍了台湾当代艺术的现状，1近年来台湾出现了大量的艺术节，使艺术有点工具化的倾向;2高雄成为继台北之后的第二个艺术重镇;3大量美术馆开始出现;4开始注重对历史的挖掘，展览开始档案化;5开始注重民间艺术、地方文化的转化发展。
第11届中国批评家年会自由讨论现场
下午，与会嘉宾们就本届年会主题与上午两名嘉宾的主题发言，展开每人时长5分钟的自由讨论。
学术主持邓平祥主持自由讨论阶环节
本届年会学术主持邓平祥认为：批评家年会举办11年以来，讨论话题从外到里，从浅到深，逐渐转到批评本身，“看与读：批评家与读者”是关注批评内部的一个主题。王林上午发言中提到的海外华人批评家对国内批评家的低视是来自于人性的、知识的偏见。同时，他指出对于年轻人，外语非常重要，只有学好外语才可以在国际舞台上讲明我们的观点。
皮道坚发言
皮道坚回顾了年会的11年历程，认为它记录了中国当代艺术10年来的发展，而且他指出中国批评家的贡献非常重要，例如没有当时批评家做的理论工作，就不可能有厦门达达。他指出王林的批判有必要而且非常及时，在1992年，台湾的一次会议上，栗宪庭就说中国当代艺术是国际大餐中的一碟春卷，虽然现在有了很大变化，还是比较边缘化。他鼓励年轻人应该更多走到国际平台上交流。中国当代艺术的关键是我们做的好不好，是否能起到批判性和文化建设的作用。
贾方舟指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主战场在国内，中国批评家对中国艺术最了解。他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主办的水墨展为例，指出西方批评家对中国艺术了解的非常片面，非常落后。
殷双喜指出当代艺术是权力场和资本博弈场，单纯的道德愤怒和理想的崇高不够的。针对马钦忠提出的“发明艺术意义”的问题，他指出今天的当代艺术越来越多的是批评、意义生产的合谋，但反过来说这种意义生产非常有价值，例如栗宪庭提出的“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等概念都对我们理解当时的艺术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但今天我们却产生不了新的概念，只能用“新工笔”、“新水墨”这样的名字，关键是该生产什么？针对本届年会的主题——读者的问题，他说批评家与博物馆、美术馆工作人员不同，面对的是无名的读者群。我们要么只顾自己写自己的，或者根据新闻和舆论来写观众喜欢的文章。近年来批评面临着困境，今天的批评几本可以分为本体式的批评、玄学（哲学）式的批评和吹捧式的批评。同时他建议中国批评家年会建立一个微信公众号，来发布各位批评家的文章。
台湾批评家石瑞仁发言
管郁达则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战场不完全只在国内，如果中国的当代艺术实验不是大陆批评家垄断的专利，那么我们应该把视野放大到整个20世纪华人艺术家和批评家在海外所做的所有艺术工作和实验。”
俞可从中国艺术家愿意参加古根海姆展览这一现象为切入点，认为在当下国际背景之下，中国要想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是有难度的，其中“专业性”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大困境，如艺术家、策展人、美术馆等在“专业性”方面都做得不够，这也导致许多中国本土艺术家都非常倾向于选择国际艺术家作为自己的策展人。如果中国的美术馆做不好，“侯瀚如现象”还会持续下去。
朱青生发言
对于中国批评的未来，朱青生的态度则比较乐观，他认为“中国批评同以前相比，我们的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即便如此，未来我们还有进步的余地，即用新媒体、新技术、新方法做出更新的艺术。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中国和世界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中国微博、微信等技术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这意味着中国力量已经走在世界前沿，那么我们的艺术也就有可能走在前沿。”
杨卫回忆了在中央美院举行的古根海姆展览的学术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汪晖认为当代艺术与本土没关系，侯瀚如则在争论中国当代艺术与本土的关系。他认为目前中国思想界对当代艺术存在有意误读和抵制心理。思想界的人有意地反对、抵制和排斥当代艺术。
杨卫发言
李晓峰指出了当前明星式艺术家的现象，并且质疑：我们的艺术是给谁做的？我们的批评是给谁看的？我们给他们看什么？并提出批评的底线：1、诚实;2、朴实，祛奸商化，这是批评的本份;3、良知、善意，不要专制、霸道。要知道自己是谁，不然上政治绝对正确的毛病。
顾振清提出相对于主场，客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在欧美的现代性之内提出我们自己的术语贡献。近几年他专注于亚欧国家的当代艺术，并提出了“原乡”，“都市游牧等概念。
滕宇宁则指出对于年青一代批评家，语言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关键是否与国际批评可以处理共同的问题，可以把国际观众作为自己的观众？国际批评家协会提出回到瓦尔堡的主题，打破一个对理论的框架。现在似乎只有中国对理论如此热衷。这对整个批评的一个启发。。
台湾批评家张礼豪的观点更站在大众立场上，他以自己曾多年从事艺术编辑的经历来说：艺术批评家是第一个读者，我们要通过文字，让普罗大众看得懂。
第11届中国批评家年会自由讨论现场
批评家艾蕾儿指出：今天批评家面对的课题比以往更具有挑战性。除了艺术史内部的因素，更大的是艺术史外部的因素。怎么样让艺术受众的批评更加多元化，依赖于当下语境的更新。今天的艺术家非常依赖于技术，出现了全新的艺术现象，而艺术批评相比于艺术创作是滞后的。所以艺术批评面临的挑战更大。在人工智能等方面，批评家也要注入更多的关注。
批评家翟晶则显示了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我们讨论话语权的问题的前提是有问题的。对于西方话语霸权的颠覆，并不在于进入这种话语权的内部，也不在于颠覆这种话语权，重新再按我们的标准再建立一个。而在于，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话语权。而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始终还是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强势的、主流的话语，而进入这个语境和系统，在其中占据一个位置，是我们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在特定的一时一地发生的事情，最有发言权、最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这些现象的，始终是在现场的人，也就是当地的批评家。别人说什么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如何界定话语权，如何界定自己，如何完善自己的当代艺术系统和批评系统。”
批评家张光华提出了批评话语介入的角度问题，我们怎么对待原生文本？在今天大数据的时代，我们今天是通过转译的资料，究竟能还原到什么程度？
批评家郑娜回到理论视角，主要就本次年会的学术主题“批评家与读者”进行发言和再解读，认为二者之间应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读者（观众）的每一次阅读（观看），批评家的每一次阐释，以及艺术家的每一次创作，不是寻求文本的真理和抵达文本的本质，而是获得一个新的文本并扩大文本的疆域。基于此，可就”可读文本”和”可写文本”展开探讨：“可读文本”是一种固定的、自足的现实文本，在其中能指和所指是预设的、先验的，其关系是明确的，文本意义是可解读的、可把握的，读者不是意义的生产者。在可读性文本中，大多数读者只能遵从于某种既定的规则和模式，是被“真理”和被“教益”的过程。而“可写文本”和“可读文本”不同，它消解了各种明确的规则和模式，允许以无限多的方式表达和诠释意义，是一种可供读者参与重新书写的文本，它可以被重写、被再生产、被再创造，其意义和内容可以在无限差异中被扩散。因此可写性文本让作者和读者成为真正自由的主体，他们共同写作“可写的文本“或者“生成文本”。这是“可写文本”与“现象文本”以及“可写”文本最大的差异，也是不同于古典写作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方法，其本身也是对作者的消解，使得写作具有了自由性、多意性和对固定意义的颠覆性。特别强调，这里文本意义的多元化，并不是说它有几个不同的意义，而是说它实现了意义的多元化，并举艺术家个案结合这一理论展开分析。
凌敏介绍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
12月21日上午，由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凌敏介绍了国际艺术批评协会（www.aicainternational.org）的情况。她目前担任国际艺术评论协会副主席，它有60年历史，开了50次年会，在65个国家和地区有分会，英、法、西三种语言，有6600名会员。 40年代末，当代艺术在欧洲风起云涌，先后1948年、1949年在联合国举办两次会议，参加者包括博物馆长、历史学家、艺术教育、艺术新闻的人，决定成立该协会，正式成立于1950年。所有欧洲及北美的博物馆都对协会会员免费敞开，除了联合国下拨的费用之外，协会主要依靠每一位会员每年缴纳30欧元的会费。凌敏期望利用协会资源，与中国开展活动，促使中国批评家积极加入国际艺术评论的大军中去。
滕宇宁则对过去一年的艺术批评进行了回顾。她把分歧和分化作为年度关键词。2017年度截止到12月初，共收集当代艺术展览信息3884条，出席第一现场收集510桩展览的材料，收集并阅读文献3173篇。此外还有大量研讨会、公教活动、话题讨论、人事变动乃至人生意外等信息，没有以数据的形式呈现，分门别类进行档案储存。随后，她还对过去一年艺术圈所面临的问题和冲突、流行趋势等现象进行的阐述。
第11届中国批评家年会轮值主席徐虹与第12届中国批评家年会轮值主席李晓峰交接
轮值主席徐虹致闭幕词，她对承办本届年会的漳州市文化艺术协会和艺术家陈志光的热情接待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对此次年会进行了总结：“本次年会与往届相比大部分相同，但也有不同之处，就是有更多的年轻批评家参与其中，使此次会议充满新的希望。从他们的发言中我们发现代际之间的关注点还是不同的，年长的批评家他们有一种历史感，批判非常锋利和坚实，针对问题也非常有洞察力，在中国目前的社会语境里，这种批评还非常有效。新一代批评家则带给我们新的开阔视野，他们的信息来源更广，关心的范围更广，他们和世界潮流的呼应更强烈。”
第11届中国批评家年会现场
最后，杨卫与众多批评家年会的学术委员就年会未来的发展做了具体讨论，并宣布第十二届年会轮值主席将由学术委员李晓峰担任，2018年中国批评家年会将移师上海举行。